细算起来，在我的一生中，搬了九次家。“一滴水，见太阳”。居住的变迁，折射了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迁。
我的出生地是在上海虹口区百老汇路(即今东长治路)上的一幢石库门里，出弄堂过马路就是公平路码头。 当时虹口区属于日本租界，因此，“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家就逃到公共租界避难，临时住在北京路(西藏路口)上一家名叫大加利西餐馆楼上。与四行仓库隔岸相望，目睹了谢晋元率领的抗战将士的英勇战斗。不久，西餐馆楼下改成为难民收容所。难民们的生活惨状，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西餐馆恢复营业，我的老家已毁于炮火中，归去不得，只好借住在宁波路上酱油店楼上。全家五口蜗居在七八平方的斗室中，还得给大伯父一家留出一条走道。半年多以后，我家迁至北京西路陕西路口的一家洗染店的三层阁。此时，我的二姊钟雯娟、哥哥钟沛璋和我先后参加了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不久，都入了党。
我的大姊将要结婚了，为此全家搬到北京西路大华路口一幢石库门的统厢房，后厢房是大姊的新房。祖母也从宁波乡下被接到了上海同住。
此时，父亲已从荷商海昌洋行的大班，上升为资本家，独资开设中一西药行和正中华行，经营进出口贸易，经济条件大大改善。因此，在江阴路九福里先后“顶”了两幢石库门房子。
不久，又在新大沽路上购置了一幢原是一所小学的三上三下（俗称三间两厢房）的居屋。在这里，迎接了抗战胜利，并成了我党地下工作的据点，创办过中联广播电台，接着又办过地下报刊：《学生报》和《青年知识》半月刊。上海解放前夕，它又成了上海人民宣传队的总部。此时，我已撤离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
此后，我大部分时间住在《青年报》的集体宿舍，哥哥已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他们夫妇俩被打成了右派，我也被下放到青浦农村劳动改造思想。母亲郁郁去世时，我正在崇明继续劳动，被大风所阻，不能赶回上海见上最后一面，成为终生遗憾。
我结婚后，士璋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工作。我向组织上申请住房，却被告之：“你可以住到父亲家。”以前多次政治运动，都批判我资产阶级出身，阶级烙印严重，要我划清阶级界限；而此时，却要我回到父亲那里去住，不另给我住房。
父亲在“文革”前夕去世。为了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我和哥哥、大姊（二姊已去世）商议结果，决定将他的全部遗产无偿地交给国家，包括新大沽路的私房（根据市房管局的档案，父亲的私房，共有两千数百多平方米之多，其中大部分被“公私合营”了）。无偿上交遗产私房，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当时我们却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和大姊以私房换了公房，以大面积换了小面积，从市中心换到闸北区的“下只角”，按月自掏腰包付房租，“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抄了家。
“文革”结束后，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先后大学毕业了，住房显得很拥挤。晚上，他们挤在我房间里看电视，我不爱看，但又无处可坐，只得早早上床看书。我向单位多次要求改善居住条件，被拒绝。直到1997年，我和老伴都已离休多年，才东借西挪、七拼八凑，经按揭，在大宁路上买了一套商品房，后靠儿子还清了银行的全部贷款。
一晃九年过去了，今年我已八十一岁了，老伴也七十五岁，都老了，尤其是我患了前列腺癌症，动了手术后，腿脚乏力，每天要爬五层楼梯，再也爬不动了。现在，又托儿女的福，他们为我们老俩口在同一小区另购了一套底层的二手房，装饰一新，过完春节就入住了。
这是我第十个家园。我十分喜爱，喜爱它的周围环境，小区后面就是大宁公园，老俩口每天每天在此散步、观赏；出了公园，就是地铁车站；去年国庆，小区大门对面又新建了闸北区的“新天地”——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和大润发大卖场。小区的绿化也不错，在我的小庭院前，有十几棵桂花树，海棠花刚谢，杜鹃花又盛开了。我精心美化我的小庭院，寻求雅趣。如今，栏栅四周将爬满常春藤，种下不久的蔷薇花、金银花以及月季花等等已盛开，生机盎然，散发出阵阵幽香；墙边种了竹子；一株葡萄也长得高高地上了架；更可喜的是我的大瓷缸里，纯真的睡莲绽开了，我特喜爱她出淤泥而不染、昂首挺立的风姿。她朝开暮合：黎明与我同醒，迎着晨曦缓缓舒张、翩翩起舞，犹如水中的女神；夕阳西斜时，她倦了，又渐渐闭合，安睡了，犹似绿叶上的睡美人，宁静祥和。难怪她是泰国等几个信仰佛教国家的国花。我在水缸里放了几条金鱼，游来游去昼夜守护着她。
我的书房是我的小天地，一杯清茶，边听音乐边看书，早上练书法，晚上玩电脑，看新闻、发电邮、打桥牌，随兴信手涂鸦，有感而发。如今我无力远游，就借助光碟周游世界，画饼充饥，寻求快乐，悠然自得。
墙上悬挂着一幅哥哥在我八十岁生日时书写的他的诗句，与我共勉：
少年共理想 鬓白梦半真
真理路漫漫 求索伴终生
我时时在考问自己，能否和他一样“求索伴终生”?
我庆幸儿女们和我们老俩口同住一个小区，一前一后，时时看望，天天相聚，尽享天伦之乐。我与老伴同进同出，人见人夸：“你们真是世上一对幸福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