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广州番禺社区豢养巨犬成风，“大多数的家庭养狗不是为了守家看门，而是因为大狗显威风，而且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此类现象，按美国近代社会学家凡勃伦的经典定义，可称典型的“炫耀性消费”(荣誉性消费)。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讨论狗的炫耀功能时说：“一些畸形的狗，像现在供男用和女用的一些流行品种，其商业价值是以其高昂的生产成本为依据的，对其主人而言，则其价值主要在于它们可以被用作明显消费(按：即炫耀性消费)中的一个项目。荣誉的浪费可以通过一只奇形怪状的狗而获得反映……”狗愈是异形，或愈是巨形，也就愈是物以稀为贵，就愈能体现消费的荣誉性。
近人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记清末北京风俗：“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又，溥仪《我的前半生》引内务府旧员上书亦有言：“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无学也。”两种文本，一指绍兴书吏，一指内务府满族吏员，“天棚鱼缸”的顺口溜也有异文，但大略可见一般胥吏阶层的生活习气。
按：“天棚鱼缸”之风，可算是炫耀性消费的最佳例证。大抵鱼缸、石榴、西席(家教)、肥狗、胖丫头等种种物事，无不带有炫耀性，是官吏有闲阶级的家庭广告。尤其肥狗一项，与当今养巨犬之风实为大同小异。则时下番禺白领的新品味，倒与一百年前胥吏阶级的旧习气不谋而合，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了。
不过，为何要以胖丫头作为炫耀标志呢？
一方面，从审美角度而言，“胖”在当时是生活丰裕的象征。在营养过剩的新时代，全球女性无不以瘦为美，都希望以细腰纤足示人；而在物质匮乏的旧社会，有产阶级则有以肥为荣的习气。美国理查德·康尼夫的《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就提到：“以前每逢饥荒或其他原因导致物资匮乏的时候，食物成为地位的象征，肥胖也就代表着财富……肥胖在欧美也曾经象征富有，这种情况到20世纪初期才改变。”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丫头”又是主人财富地位的代言人。按凡勃伦的解释，胖丫头属于“附属的或派生的有闲阶级”，其功能是为真正的有闲阶级作“代理有闲”、“代理消费”，“这些专业化仆役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实际服务，而在于外观上的炫耀。……因此这些人的功用就大部分在于他们的明显地脱离生产劳动，在于能由此证明他们的主人的有财有势。”
——连丫头都养尊处优，吃得肥肥白白，则主人家的富裕也就不问可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