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路在何方
牟显明 李伟明 本报记者张国育
编者按：怎么培养人？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怎么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更是不同看法多，争论也多。有争论是正常现象，因为它毕竟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要走的道路，不会一路畅通，相反会充满曲折。以为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低估了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艰难与复杂。联合作战不仅是一种新的行动样式，更是一种新理念，它的成熟是一个滚动发展、永续创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刚刚开始。在这种局面下，首先要解决的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理论的清醒是最大的清醒”，它将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一些代价。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对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的若干理论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希望能带给人们一些启发。
联合！联合！联合！
无论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到困难重重的灾区，联合，这个充满时代元素的强音，正一遍遍地向我们发出呼唤。
联合作战！联合行动！已成为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主旋律。
有没有能力赢得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不能经受住高频度、大规模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考验？这一切都取决于有没有一批能够驾驭联合作战与联合行动的联合指挥人才。
培养联合指挥人才的重任，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军队面前！
是为时尚早，还是当务之急
■联合不是主观愿望，它是未来战场的“准入证”
■日益常态化的灾难考验，对联合行动指挥能力提出严峻挑战
■联合型人才的产出时间跨度大，必尽早筹划，才能用当其时
眼下，我军无论是联合作战体系，还是信息化水平，都处在初级阶段。一般来讲，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应是在这些条件成熟之后，起码也要具备相当的条件。可我军连指挥合同作战的人才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又开始谋划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不是操之过急？
这虽不是主流意见，但却说明一个事实：在“要不要”和“能不能”之间，出现了选择分歧。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目光转向世界。
进入21世纪，战争形态加速演变，军事变革大潮奔涌，人才竞争烈度陡增。具有前瞻眼光的军队开始打造联合部队。美军率先发布了《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等联合作战纲领性文件，推动军队建设向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转型。欧盟正在组建统一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德军更明确，要以若干个任务型、能力型、混合型的联合部队力量结构，取代传统的军种型联合力量结构。
今天的决策，想的是10年后的事。这一趋势，令人猛醒。
人才先行，是强国军队的共同选择。早在1989年，美军就首开了以联合训练培养指挥官的先河，确定了“两个阶段联合事务军官教育计划”。到1998年，美军又将联合事务军官培养，从两个阶段拓展为“从生长学员到将军”五个阶段，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体系开始成型，一大批联合型军官走上战场。美军之所以赢得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胜利，除了军力强大之外，还依赖在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上形成的巨大“智力优势”。
当我们把目光从战场收回，审视近期接踵而至的几场大灾难，会迅速形成这样的共识——我国国情复杂，灾难频发，养兵千日就要用兵千日，军队随时都要准备投入一场甚至几场非战争军事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形式复杂，领域广阔，力量多元，没有超强的联合行动能力，将很难出色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培养联合型指挥人才，难度要大得多。西方国家军队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与参谋人才，大多从少校军官开始，平均年龄约30岁。加拿大军队从生长军官开始，就实行陆、海、空军学员同校培训。土耳其、埃及军队甚至从上尉军官开始就进行联合培训。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指挥员的成长，需要25年左右。如此大的时间跨度，不得不提前筹划、接力培训、全程打造。
应当承认，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尚未健全，联合作战武器装备体系也不配套，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有困难。但如果我们的眼睛仅仅盯着这些“硬件竞争”，就等于把人才的提前筹划、超前培养等“软”优势放弃了，于是陷入“硬件决定论”。
今天的人才，是为了明天的使用。人才的竞争和较量早已开始，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大大提前，许多时候都需要“人才等武器”，而不能“武器等人才”。筹划人才培养，完全可以先于其他改革，如果把该解决的问题永远放在“下一步”，那么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今天，一种新理论变成实践的过程，骤然缩短。从马汉提出海权论到出现第一支海军舰队，用了10年时间；从富勒提出机械化战争理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闪电战”，用了7年时间；从美军形成“空地一体战”理论到海湾战争，用了5年时间；而2001年美军提出网络中心战到2003年首现于伊拉克战争，仅仅2年。显然，没有人才培养上的先行一步，要想赶上飞速演变的战争节奏，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我军开始建设诸军兵种算起，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90年代我军开始关注联合作战算起，也已近20年。但在培养联合型人才上，我们却不是先行者。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